《周易》中，“兼三才而两之”的说法始见于《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从中可见，三才而两之的原始意义，无疑是从六十四卦的构成形制上来说的，从内外两卦相叠、每卦三爻的形状出发，古人将之与三才天然地联系起来，对应天地人之道，是象形思维的天然流露。

但形与象毕竟不同，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象形的基础来自于形状，成形于联想，对逻辑、拓扑没有严苛的要求，有所相似就可被采信。而基于结构性（西方科学更专业的说法应称为拓扑）的思维具有更高的抽象能力，更严格的合规要求，如果不能从内在更深刻原理，将任意看上去相似的。不经过详细的推考认定，上古先民在原始陶器或甲骨上的有规律的刻画也无法直接认为为数字或文字符号，更不必说是否具有内在的特定意义。接近平行的任意三划可以很容易发生在世间，包括由动物或非生物的无意识活动产生，但三划是否具有天地人三才的意义，则需要更为深入的推讨。

设定以六爻作为三才，具体到三才如何划分，各家说法虽然不一，但从结构本身去发现可能性，大体无非两种。

一二爻在下为地，五六爻在上为天，三四居中为人，这无疑是一种可能，从象形和结构上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是在地也不及表，二九“见龙在田”，始为在地。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都已至高处。同在上部，初九与上九，所描绘的吉凶情状却有巨大差异，可见周易看重的更是每爻各自的处境，是否在高处仅表示一种背景境地。
《坤》卦同样，是否居中，内卦。
六十四卦仅有《乾》、《坤》两卦以阴阳一气的形态贯穿全卦始终，其余诸卦每爻分阴分阳，阴阳自有不同的作用和表征，爻位与阴阳结构阐生出种种不同的论述，忽略各爻阴阳进退之性而看重天地人道的意义是不可能的。比如《谦》、《大过》、《既济》、《履》、《讼》，大量的卦象都是人世间的情境。在上与在下的区别更是人世的尊卑、高下、远近、有德（能）与无德（能），而不是仅标志为在天、在地、人世的位置。天道恒动，地道恒静，阳气轻清，阴气浊重，这些有关天（阳）地（阴）的本质属性，在周易各卦中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作用。坎主陷下，《坎》卦内外重重坎水，九五爻辞“坎不盈，只既平，无咎”，意指险坑仍然没有填满，只是占据了险坑中的相对高处，得以自保而已，更无力周济其它，并没有提到天道若何。

三才的另一种划分视角，内外两单卦均关注各自的上中下位，须以二五为人，一四为地，三六为天，内外卦各自评断。这种视角是在大多数卦中都存在的，只是大多时候只能看到上中下的意义，未必与天地人道联系起来。如前面所说《坎》九五，其自保的缘由，是因为九五以阳爻居中得正，在因阴气环绕而致的险陷处境有特有的力量，并不因在高处而获得天道的任何助力。在这种视角中，往往可以看到二五多吉的说法，偶或爻辞有所不利，往往是二爻为阳五爻为阴，属阴阳不得位，但并不影响总体而言二五之位在六爻中仍是较为有利的位置，至少有因居中而进退有据的天然便利。如果一定要与天地人三才的地位和作用相比较，天地为先天之本，人道在后，如人道竟能尊崇胜于天地之上、竭天地之力而拥人之位，这在三才的说法中是不可接受的。

至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其立论在易经以外，此处无意作更深广的论证和批驳。但至少在《周易》之内，阴阳是三才以外的独立性质，有太极便有阴阳，不必依附三才而存在，更非天所独有。

综上，笔者认为，“三才而两之”只能是古人对于易卦形制的一种直观感知，即便部分卦爻提到天地，只具有高下等表象上的直观意义而已，不代表三才的精神充实于《周易》内部，成为指导全经的普遍思想。

象形思维是中华文明千古流传的经典思维，造就了中国的文字，也开启了比类取象的五行文化。但象形思维不是简单的比附。更不能用联想、猜想作为定论。周易更有意义的是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需要与科学观察同样撷取有意义、有共性的逻辑进行归纳总结，而不是给任何事物随意贴自由挥洒的标签。象形和类象的思维是拓展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值得继续发扬，而严格论证的拓扑和逻辑能力是分析获得真理的必由之路，更不可获缺。包括古人作的不合理的认定，也应当有理智看待的去芜存菁的勇气。

数千年以前，中国的古人们没有发展出数理和逻辑，周易古经是古人的煌煌巨著。今日，周易需要自我超越（但不是全盘自我否定），而不是一味崇古、泥古，发现真正与天地大道相合的精华。